日前媒體出現一則新聞，苗栗縣家境頗佳的鍾姓嫌犯於二0一八年持刀搶超商，割傷女店員。警方沒有搜索票，也沒取得鍾男同意，逕行搜索並查扣三項關鍵證物，鍾男否認犯行，還主張違法搜索查扣的證物沒有證據能力，應判決無罪。但法官認為，鍾男犯行危害社會不輕，員警違法卻不嚴重，如果不採納證物的證據能力，讓鍾男逍遙法外，社會難以接受，也有害司法公平正義，依攜帶兇器強盜罪重判八年二月徒刑。
這一件事情若發生在美國，必定是無罪釋放，因為非法取得的證據無效，依循無罪推定，沒有證據就不能定其罪。當年刺殺雷根案，兇手約翰·欣克利行刺總統的動機是他迷戀一位女演員茱蒂·佛斯特，為了引起對方注意而刺殺總統，而且由其日記及口供，顯現出其預謀殺人，只是證據係非法取得，所以無效。因為警察取得日記並沒有搜索票，取得口供時也沒有律師在場，因為證據無效，在審判過程，都沒有將它當做預謀殺人。
在美國，若依循無效證據來定罪，大概會轟動司法界，依美國民情，不能接受違法取證。在台灣正好相反，若是嫌犯確有犯罪事實，只因違法取證變成無效證據，依循無罪推定而判決無罪，恐怕會天下大亂。如前述鍾姓嫌犯違法是事實，只是證據有瑕疵，民眾無法接受無罪的判決，定其罪反而符合民情。
東方對於違法案件帶有約法三章的精神，對罪犯是報復性的懲罰，只要能認定其違法，證據的取得是否合法並不是絕對的條件，這是東西文化的差異。可是台灣的立法或釋憲，常依循西方的文化，造成與民情脫節。但是台灣也有部分民眾喜歡套上西方的制度，造成與本地的風俗脫節，引起衝突。
目前受西方文化衝擊最嚴重的是有關廢死問題，因為有很多國家廢止死刑，造成台灣也有民眾組織廢死聯盟，要求立法廢除死刑，只是依台灣的民情，任何政黨執政都不可能廢除死刑，因為廢死不合台灣的主流民意，國會多數黨不可能主導廢死。可是有些法官不願意判刑犯死刑，因而找出很多奇怪的理由免死，連在學時功課好也成為免死的理由，造成有一些罪犯公開表示，殺幾個人也不會被判死，廢死聯盟當然歡迎法官不判死，可是一般民眾卻相當憤怒，它不合台灣的民情，尤其是沒有配套措施（如終身監禁）的廢死。
台灣的廢死聯盟成員常與受害者家屬衝突，甚至於咒罵受害者家屬，其所持的理由就算罪犯判死也不能使受害者活過來，何必再剝奪一條人命，可是受害者家屬卻回應，難道免死就可以讓受害者活過來嗎？事實上有些廢死聯盟成員未必了解西方國家之所以廢死的原因，若真正了解，就不會與受害者家屬起衝突，既然對罪犯仁慈，何不對受害者家屬也寬容一些？
西方國家認定人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病」，國家應該給以醫療，沒有理由剝奪其性命，東方社會認為犯罪是一種「惡」，應該給予適度的懲罰，對於惡性重大者，認定應該永久與社會隔離，東西方的文化差距還是相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