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八十年前，有八千四百位精挑細選的優秀台灣青少年，通過了嚴格選拔考試，以日本海軍工員的身分，從高雄出發，分批前往神奈川縣高座海軍工廠，學習製造維修軍用飛機的工作。當時他們的年紀最小只有十二歲，大概是小學六年級到初中一年級的年紀，最大的二十歲，他們就是一般所稱的「台灣少年工」。
八月五日在台灣少年工八十周年紀念的會場上，有十位少年工齊聚一堂，最年輕的已經有九十四歲，他們除了再聚首聊聊當年事，舟車勞頓為的是參加在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裡新設立的一座「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目的是紀念並重視這段珍貴的歷史記憶。除了台灣人和日台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奧正史所長、是枝憲一郎副所長外，高座日台交流協會石川公弘會長、日台高座之友會橋本吉宣會長以及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西田健次郎理事長等亦從日本率團來台灣參與這場盛會。
如果不是參與了綠營的政治，從小也應該算是功課都名列前矛的筆者，恐怕一輩子沒有機會瞭解什麼是「台灣少年工」。因為學校的課本從未提及，以前的網路亦不發達，能留下歷史，只能靠口述或是家人口耳相傳，原來在台灣這塊土地，我們的父執輩或是阿公輩，當年的他們只有十多歲，卻留下了這麼一段勇敢愛國的歷史。
這場紀念會，非常難能可貴邀請到十位前輩參加，恐怕已難有下一個十年。在會場上，聽到一位前輩訴說著當年的故事。前輩說他是自己偷偷去報名少年工，偷簽了爸爸的名字，後來錄取了；他想到自己也是勇敢也是不敢，要出發前往日本的前一天有跟父母家人見面的機會，前輩他拒絕了，但是他有帶著父親為他準備的幾個罐頭去日本。後來，他的阿嬤知道了這件事非常地生氣，要前輩的父母跪在阿嬤前面，因為阿嬤傷心地要他的父母還她一個孫子來.......。
前輩講起八十年前的代誌，他自己哽咽起來，聽到的人，嘛也忍不住眼淚流下來。回想那種生離死別和愛國精神，對台灣人來講，咁不是時代的悲劇？想起來也可以說是日本的教育成功，乎台灣人那麼愛鄉土，愛日本這個國家。
但這群少年工，在日本學習許多工業技術，二次大戰後被一一遣送回到台灣來。小插曲是，其中有一批少年工和李登輝前總統，從日本就是搭乘同一艘船回到台灣；根據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會長李雪峰回憶，李總統在回台灣的船上不多言，多半時間都一個人靜靜閱讀。
一九六Ｏ年代，數千名在日本受到嚴格訓練的「台灣少年工」以精湛的技能，回到台灣貢獻己力，這也奠定了台灣產業經濟的基礎，他們確是台灣工業發展順利的重要功臣。在旗津立下的這個碑，正代表著「高座少年工」勇往直前、不畏艱難的勇氣與毅力以及同心向上、不卑不亢、努力不懈的奮鬥精神，他們正是台灣人的典範。如今台灣人抬頭，也完全執政了，像這樣一段重要的歷史，雖然年代久遠，但執政者有義務如實記錄下來台灣人的故事，傳承後代以為楷模。有幸參加這樣一個台日交流深化彼此的活動，真是讓人難以忘懷。（作者為台聯秘書長／第八屆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