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陳財能/我是,不是我的我

台灣民主之父、世界推崇的民主先生李登輝總統,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晚上七點二十四分完成他精彩、有意義且受到永遠肯定的人生。身為一位台灣人,我極其榮幸能於二○一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二○一四年八月四日期間,與李總統共同完成二十次訪談、約有近五十三小時李總統親自口述的第一手材料。

李登輝總統在一生中,從自覺、學習、懷疑、循證、實踐、反思及不斷求知創新,到皈依基督信仰的演化和實踐的核心,就是不斷經過自我否定、自我超克到實際人生與經歷戰爭生死,所精粹的思想,也就是李登輝總統所說: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輝總統清楚認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因此,必須追求並不斷實踐有意義的生命,創造永遠肯定的人生。所以,不能陷入中國孔丘儒教「未知生,焉知死」的盲目之中,而讓心靈被死的恐懼所制約。因此,李登輝總統在認知「自我之死」,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在自然過程中「我」的「生命之死」;一個是在「超自然」的自我昇華中,「我」的「精神觀念否定」的「自我之亡」。這就是李總統所說,所謂的死亡,並非僅指肉體上的死亡,而是包括觀念上的自我否定。

由此推論,李登輝總統「我是,不是我的我」的哲思,可以從以下兩個層次,並從他生命實踐的事實來證明。

首先,從其生命的本質而言,就是「我」與「超我」的關係演化。「我是」,就是在有限生命裡實現自我與地位的「我」,也就是李登輝總統自青少年時期以來不斷自問及提問「我是誰?」的對象;「不是我的我」,就是「超我」,李登輝總統從祖母的「死」、大哥李登欽的「戰死」到戰爭期間目睹人類的「慘死」等經驗,在不斷辯證及質問「人是甚麼?」的存滅現象裡,區分「生命之死」與「自我之死」。

其次,從其生命的實踐而言,就是「李登輝」與「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的演化。從歷史實證可以界定「李登輝」與「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的演化,至少有以下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少年李登輝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博士。做為「我」的李登輝,在此期間,一方面經歷兩個外來政權;一方面經歷長達三十五年對「我是誰?」及「人是什麼?」的自覺與追尋。

第二階段:世界知名農經博士到蔣經國的重要政治幹才。在此期間,一方面,「基督信仰已在李登輝的生命裡活著」;一方面,經歷威權虎穴及中華獨裁法統的外來政權,做為「我」的李登輝,在歷史的偶然下,成為台灣總統。

第三階段:「脫古改新」寧靜革命到主權在民的新時代。做為「我」的李登輝,在此期間,已經演化成為「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如同尼采所說「重估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的實踐,李登輝總統在「脫古改新」的觀念下,一方面斷離台灣與中國內戰的政治牽連,與台灣人建構民主自由體制;一方面激發台灣人的心靈改革,深層思索「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處境,認知以台灣為應許之地,來建立「生為台灣人幸福」的生存場所;一方面完成政權和平轉移及政黨輪替,實踐「主權在民」的精神,具體打破中華獨裁體制的權力繼承惡習,建構台灣人做為民主人的新時代。

一生經歷兩次外來政權的李登輝,從「身為台灣人悲哀」的心靈,自我實踐一切價值轉換的價值,並轉換為實現「身為台灣人幸福」的行動,建構新時代台灣人的心靈與認同。本質上,李登輝就是新時代台灣人的典範。

從人類追求良善政治文明的歷史來看,李登輝總統以「主權在民」的信念及「寧靜革命」的方法,使台灣及台灣人脫離中華獨裁法統的過程,其成就遠勝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血腥。從變革主體來看,李登輝總統以「台灣人為主體」對抗「中華威權幽靈」,將「國家權力奉還台灣人民」的民主化過程,本質上足以與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巴黎市民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自由主義瓦解絕對王權及封建制度,以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林肯總統解放黑奴運動,並列為人類的文明成就。

在長達一年半多的訪談期間,經歷了李總統在二○一三年的兩次大手術,以及他為牽絆台日關係的日本之行而拉長訪談的時間。但對我而言,這卻是無比幸福的時間。訪談期間,李總統像是藉由教誨及叮嚀我而提醒台灣人的三件事,這正是他一生實踐的實在:

一是,克服自我,實踐有意義且永遠肯定的人生。

二是,脫古改新,建構新時代台灣人的心靈與認同。

三是,誠實自然,了悟「我是,不是我的我」。

雖然,李登輝的生命停止運作,但是,他留給台灣人「新時代台灣人」的心靈與意志、留給世界民主文明「寧靜革命」的資產,無疑是日久彌新、影響深遠的價值與典範。